从人性弱点的角度反思文革
关于文革，*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早有定论，那就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一场*治动乱。关于文革的成因，权威人士已经谈透谈滥了，我没必要在去画蛇添足。如果说“错误发动”和被“利用”是来自高层，属于比较强势的“外因”的话，那么是什么样的内因促使形成那么大的规模，影响那么深，甚至流毒至今，不仅目前仍然有人在为文革招魂，甚至一些与他们相对立的精英也脱离不了文革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一些人的处事方式仍然摆脱不了文革中那种走极端的印记？我想从人性的弱点的角度来探索这一问题。谈到人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就有“性善说”和“性恶说”两派。其实无论是“性善派”还是“性恶派”都带有共同的片面性，那就是，一、都认为善恶是在娘胎中带来的；二、都从纯粹的善恶去划分人。其实，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一些好人会变坏，一些大恶之人也会变好。其实，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统一体，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因此人同样是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统一体，两者在人的思想道德中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这“一定条件”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治风向和社会风气。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决定着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向善或者向恶。当然，在向恶中也有人是打这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的。现在一谈到人性，思想文化界一些“精英”仍然往往会以人的自然属性或者叫人的动物性为标准，并且认为此天然合理，这种片面认识一旦被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固定化、合法化，类似文革中的那种走极端的状况就仍然会出现。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精英”们所要大力维护和张扬的“人性”是赤裸裸的极端利己主义，起码是最大限度地压缩人的社会属性的存在空间；而文革中则是在过度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的旗号下，某些人是通过打压别人的合法合理的自然属性方面的需求来冠冕堂皇地达到自己提高*治经济社会地位的目的。从人性的两面性考究，是人都会有向善或者向恶两种可能性或者发展趋势。无论什么时候，自然属性中的“利己”都不应该被视为恶，只有其进入违反法律道德的“损人”（不管打着什么旗号）的层面，才应该定位为恶。通常情况下，人的向恶一面往往会受到向善一面的制约，换句话说，叫人的自然属性受到社会属性的制约。但是一旦在某种特定的*治气候之下和社会环境中，某些东西可以被利用来掩盖恶的本质，即恶可以以善的面目出现的时候，这种人性恶就会充分显露出来，加之有人推波助澜，会使这种恶发展到极致。例如文革中好些人做的坏事，就是在“革命”的旗号下做的。从人性的共性方面来说，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表现为一种追求本人的*治经济社会地位向好的方面改变或者起码避免向坏的方面转化的愿望。文革中的状况就是这样，首先，文革之所以那么多的人卷入，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出于对领袖的绝对崇拜和盲从，因为当时的现实是一个人“一句顶一万句”，一个人代替全国人思考；另外，领袖的历史功绩也是造成崇拜和盲从的重要原因。认为跟着做就是对的，没有风险。二、不卷入不行，在那个年代，常常要过的一个关是考察你在“历次*治运动中的表现”，你不积极参与，就是“落后分子”，就会影响你的*治前途，好多人是被裹挟着参与的。三、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恶果，根据“在无产阶级专*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文革是“中国共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长期斗争的继续”的错误定位，一些自认为生不逢时，没有赶上战争年代的热血青年，就会在身边寻找“敌人”并且与之进行斗争。这是一种幼稚病和*治狂热病，但从当时的青年人的动机上是“要求进步”。四、是*内分歧对抗化。无论是什么样的*派，在其内部都是不可能完全统一的，都会有观点上的分歧和差异甚至对立，这不应该是对抗性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内民主，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解决，但是一旦被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有人就会对被认为是“错误”的一方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可以是一种表明立场，也可以是一种让自己远离*治风险的方法。五、是一种群体性报复或者逆反行为，任何在领导岗位上工作或者处于主导地位上的人，在长期的工作中，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都难免会得罪过人，都会跟别人有矛盾或者恩怨，当他们被当成群众运动的打击对象的时候，难免有人会落井下石，乘机报复。有些人的仇家不一定是领导，但为了个人恩怨和处于报复心理，有人也会想方设法让仇家成为运动的对象然后加以打击。至于“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是青少年学生，正好处于逆反期，这种逆反加上*治狂热加上可能存在的报复心理，会让事态变得难以控制。六、是一种带有改变自己*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明显功利目的的行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这种原因会超越时代，在各历史时期存在。由于这部分的内容是本文的主体，下面专门进行论述。如上所述，通常情况下，人的向恶一面往往会受到向善一面的制约，但是一旦在某种特定的*治气候之下和社会环境中，某些东西可以被利用来掩盖恶的本质，即恶可以以善的面目出现的时候，这种人性恶就会充分显露出来。比如说，在文革中，有人会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将一些珍贵文物夺为己有；有人会以抄“牛鬼蛇神”的家的名义，任意侵占别人的合法财产；有人会通过整人来给自己挣*治资本，立场越左，整人越厉害，就越进步越革命（当时有句话叫“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就是真正极左的东西也给它加上一个“形左实右”的注脚。）在这种大气候下，通过打击另外一部分人作为向上爬的资本就成为一部分人改变自己*治经济社会地位或者维护自己原有的地位不改变的一种风险很小的有效途径，这就是文革之所以在那么多人中能够闹得那么厉害的本质原因。借助某种*治气候，不惜损害他人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或者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可以说是人类共有的人性弱点，而且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表现。这种现象可以往上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强敌日本的入侵，有人为了维护自己原有的利益，在当时的国民*府的不抵抗*策或者不积极抵抗态度的大气候下，在所谓“曲线救国”的歪理下，有人选择了当汉奸。在强大的外敌入侵时帮助外敌对付自己同胞的情况好些国家都有，但像当时的中国那样，有几倍于入侵者兵力的人帮助外敌对付自己的同胞的情况在世界上确实少见。这种现象也延续到目前，虽然在改革开放时期，历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已经进步，但这种现象仍然没有绝迹。伟人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要实现自己的*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改变，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是最安全的，就像在文革中打着“革命”的旗号一样，在种种似是而非的幌子之下，有人肆无忌惮地侵害自己同胞的各种合法权益，或者使自己的腰包鼓胀，或者使自己的官运亨通，从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联系到抗战和文革的历史，不难发现国人的善于“窝里斗”的劣根性。中国有句古话，叫“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说的是兄弟在家里打架，遇到外来的侵犯和侮辱的时候，会首先共同对敌，把敌人打跑了再说，所以每当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人往往会比较团结。那句话的逆命题也成立，就是说，当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出现兄弟阋墙的情况。在这方面国人还真的不如德国、日本、以色列、美国等国家的国民，他们一般不或者少欺负自己的同胞，能够做到很大程度上的一致对外。当然笔者反对他们的在狭隘的“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欺负别国人民的法西斯主义和霸权主义，但是他们的相对强盛不能说与他们的国民的相对比较团结和一致对外不无关系。有人曾经说过，任何时代都会对一些人是天堂，对一些人是地狱，我不知道其原话是不是针对国人的劣根性而说的。但对于文革中在一般人中的那种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不惜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性弱点不加以克服，不仅对我们目前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不利，而且对今后的发展也留下障碍和隐患，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文革的审视。以古为镜，可知兴替，对历史不应该为反思而反思，更重要的是以史为鉴，避免重重蹈覆辙。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