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陈兵《带着花椒去上朝：古式十九杀》之一
毒杀:唐朝蜘蛛唤你喝酒
我们脱出蒙昧的雾瘴，回头看古代种种关于毒物、毒药、毒效与解毒办法的记述，就可以滤掉无根恐怖，转以审美的眼光审毒观鸩，把玩其中的反差、悖论与吊譎，刨出一大把幽默快乐。
小的们，把阿瞒给我吊起来！
如果吕布杀曹操
某次饭局聊天，在座一位六零后问几位八零后：游戏《三国杀》怎么杀？吕布是不是最厉害？八零后们答曰：有点。敌将来杀，平常只要一张“闪”，若来的是吕布，得两张闪才闪得过。六零后又问：这么说，吕布也可以杀曹操啦？认真读过《三国》的都笑了。
这担忧虽荒腔走板，却有点意思。正史中，演义里，吕布均为曹操所杀，让他满血复活，最想干的事，肯定是报仇杀阿瞒。
但我的担忧马上叠加：若曹操真叫吕布宰了，恐怕不只悬首示众，整个人都要被吊到树上取汁。因为按照《三国杀》的规则，牛人华佗也可能复活，他知道怎么让阿瞒变毒药。
此话怎讲？从冶葛讲起。
冶葛是毒草，又名钩吻、野葛、胡蔓草，产于我国东南。唐朝医药学家陈藏器《本草拾遗》说“人食其叶，饮冷水即死，冷水发其毒也”。有土人专门养人取毒，办法是强迫奴仆或者掳来的人吃野葛，等把人养肥大了，再让他饮冷水，毒发而毙，然后“悬尸於树，汁滴地生菌子，收之，名菌药，烈於野葛”。《本草拾遗》已佚，但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七《草部》“钩吻”条，均引述此说。华佗是医家老祖，岂能不知此事，不谙此道？而魏武帝曹操恰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大“毒人”！他不仅长期吃冶葛，甚至更毒的鸩酒，他都敢尝。
曹操长期服毒的证据相当充足。宋代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卷93引西晋张华《博物志》说：“魏武（曹操)习啖冶葛，至一尺，亦多饮鸩，近世事相传云。”另一段介绍更详细，说曹操“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陀、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能少少饮鸩酒”。《博物志》由于流传久远并不断经人改动，版本杂讹，脱误甚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出版的王根林以《稗海》本作底本校出的《博物志》，虽也说魏武帝曹操好养性和方药，招引术士，却没接着说他服葛饮鸩，而代之以为此书作注的宋人周日用的评语，对曹操招引术士之说表示疑问和否定。周氏连这都不信，啖葛饮鸩这种吓死宝宝的做法，大概被他一删了事。但没关系，西晋另一个博物家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不仅同样记录此事，而且讲出一番相生相克的科学道理。嵇含说，有一种叫蕹的水生殖物，是“南方之奇蔬也”。奇在何处？能解冶葛之毒：“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噉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1]呵呵，原来曹操一帮方士不是白养的，内中有药学专家，他下棋有先手，未服葛，先饮蕹。鸩酒更毒，也当有解药相随。这方面的工作，按理该由华佗负责。所以你想，如果由着游戏《三国杀》安排，让吕布、华陀都满血复活，华陀听说吕布杀了曹操，肯定第一个响应：谢谢温侯替我报仇，后面的事让我来干，你就等着收“杀灭曹贼冶葛菌”。转过头高喊：
“小的们，把死阿瞒给我挂起来~~~~”
骷髅舀了唐太宗
像曹操这样“主动服毒”的大佬，或本身就能把人毒杀的“毒人”，不少。
隋朝有个诸葛颍，以文名获知于杨广，曾为晋王府记室，后升任药藏监。杨广即位后，他以王府旧人甚见亲幸，经常进出卧内，赐宴饮酒，与皇后和宫中贵嫔连席共榻。诸葛颍利用他与帝、后的亲密关系，得便就说人坏话，陷人于罪，他又恰好复姓诸葛，大家干脆直接送他一个外号：“冶葛”。他曾出任大隋朝的医药监，说明他应该懂药知医，倒也算得上个内外兼修大“冶葛”。
曹操身为乱世之枭雄，治世之奸雄，类似无毒不丈夫这样的点赞，在他这就免了。不管从药理学或生物学意义上，他都是大毒人。自来王侯将相尤其是位登大宝者，虽富贵已极权势薰天，仍不免三怕二贪：怕暗杀，怕政变，怕反叛；贪长生，贪美色。冷兵器时代，下毒是暗杀重要手段，怎么防？办法之一，就是平时一点一点增加毒物摄入量，以获得高于常人的耐药性、免疫力，小毒不怕。求长生，享春色，则十有九个要养方士烧丹，找胡僧乞药，饵石服散，而金丹春药，非毒不成。这两方面的需求，往往殊途同归。死于房中淘空加丹药中毒的皇帝，二十个指头都扳不过来：秦始皇、汉武帝、晋哀帝、北魏道武帝、南唐烈祖、清朝雍正……，比比皆是，而唐、明两朝更甚。唐朝21位皇帝中，至少有5位死于服丹中毒，所谓英明神武如唐太宗就被印度术士轻松放倒。其他四位是宪宗、穆宗、武宗和宣宗。明朝则洪熙帝朱高炽、嘉靖帝朱厚熜、隆庆帝朱载垕、泰昌帝朱常洛、天启帝朱由校均以丹毒而死。死于丹毒，样子估计不好看，据说“宋时张圣民、林彦振等皆至发疡溃脑，不可救药。近代张江陵末年服丹，死时肤体燥裂，如炙鱼然”（谢肇淛《五杂组》）。还是北齐暴君高洋棋高一着。《北齐书》卷八十九《方伎传》说，当时有人叫张远游的术士，受高洋之命领衔烧炼九转金丹。“及成，显祖（高洋）置之玉匣，云：‘我贪世间作乐，不能即飞上天，待临死时取服。’”
丹药之毒不好对付的第二个问题来源、成份复杂，甚至有国产、进口之分。中国道家传统炼丹术分外丹、内丹两种，外丹一般是用丹砂（红色硫化汞）与铅、硫黄等原料烧炼而成的黄色药金，其成品叫金丹。这种丹药来路比较清楚，解毒法门也多。曹操把左慈、华陀一帮专家召集起来做课题，搞实验，折腾的是服毒解毒。靠着这个顶尖专家团队，他连鸩酒都敢小小饮之。华陀被杀的真实原因，说不定也是在这上头出错犯忌。
比起魏武帝曹操，唐太宗若非智商太低，就是四夷来服，条件太好，竟然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一个外籍方士手中。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天竺国列传》说，贞观二十二年，唐朝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遭拒，即向吐蕃、婆泥罗借兵，击破天竺国，把国王那罗那顺抓回长安。这场战争的另一个成果是“得方士那逻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不死术”。唐太宗如获至宝，开馆治丹，派兵部尚书崔敦礼护视，“使者驰天下，采怪药异石，又使者走婆罗门诸国”。国外采购的原料，多怪异凶猛，其中一种叫畔茶法水的，据那逻迩娑婆寐介绍，“水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销草木金铁，人手入辄烂”，得用骷髅舀。结果，一代英主李世民51岁就给这印度骷髅——进口金丹给舀了！当时这事稀里糊涂压过去，看看高宗皇帝李治也要入彀，宰相郝处俊直言谏止，大唐臣民才知道先皇怎么死：
又有胡僧卢伽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高宗将饵之。处俊谏曰：“修短有命，未闻万
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
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
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龟镜若是，惟陛下
深察。”高宗纳之，但加卢伽为怀化大将军，不服其药。（《旧唐书·郝处俊传》）
今天我们读史，会有个错觉，以为这个“有不死术”的天竺方士是王玄策那次军事行动的副产品，真相或者要倒过来。前此玄奘已到过天竺国，贞观十五年唐与天竺通使，唐人早已听闻其国有“稍割牛”，“人饮其血，或曰寿五百岁，牛寿如之”。喝个牛血，都可以活五百岁！李世民一定早已熟知这种“牛段子”，心向往之。王长史的第二次出使，接血寻药找方士，可能正是主要使命。
五石散传奇：一个人的沷水节
曹操的探索精神实验劲，还影响、催生了一种风靡数百年的新型丹药——五石散的定型和流行。
五石散药方虽托始于汉人，实则由曹操的养子兼女婿——魏晋名士何晏试验、定型并开始大量服用。何晏是汉末著名经学家何休之孙，其母后被曹操收入后宫，曹操很喜欢这个拖油瓶的养子，后来又把女儿千金公主嫁给他，养子加半子，地位优越，生活太好，一面清谈名理，一面享受声色，急需一种兼具长生、美容与春药三大功能的“新型毒品”。他秉承继父兼岳父曹操的钻研能力和献身精神，一不怕毒，二不怕死，走传统路线，把汉代炼丹家留下的偏方作底子配药试服，捣鼓出五石散来。五石散的构成，葛洪谓为“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也”，隋代名医巢元方则说是“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据称人服散后全身发热，能产生短期幻觉，气色好，行房猛，但药性燥热猛烈，副作用很大，必须通过冷食、饮温酒、冷浴、行散、穿薄垢旧衣等等方式来发散，因称寒食散。散步一词，估计就是从“行散”衍变来的。服而不散，毒不得解，轻则病残，重则一命呜呼。魏晋大臣裴秀就死于“服寒食散，当饮热酒而饮冷酒”（《晋书·裴秀传》）。皇甫谧身为医药学家，竟然也因服散不得法更罹剧病，自谓“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虐，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晋书·皇甫谧传》），不堪折磨，常思自杀。北宋宰相薛居正“因服丹沙遇毒，方奏事，疾作，舆归，遂卒”（《续资治通鉴》卷十）。因为服散饵丹很凶险，长生不成翻为病残颇常见，服丹中毒竟屡屡成为政治斗争中逃避迫害、佯狂装病的借口。西晋八王之乱，王戎曾在危急关头“伪药发堕厕，得不及祸。”（《晋书·王戎传》）；陈敏想趁北方动乱割据江东，任贺循为丹阳内史，贺拒不合作，“辞以脚疾，手不制笔，又服寒食散，露发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晋书·贺循传》）。
尽管五石散如此热毒，西晋以下，服散之风却长盛不衰，不仅帝王如晋哀帝、北魏孝文帝，王羲之、张孝秀、房伯玉等名流，都嗜服五石散。唐以后，五石散阴魂不散，至明代更与所谓道家养生和房中术合流，发展出红铅（以童女首次经血治制）、秋石（用童男女小便熬炼）之类腥臊秽浊之物。[2]刚刚登基不到一个月的昌泰帝朱常洛，就在服用方士李可灼进贡的红丸后崩驾，酿成晚明三大案件之一“红丸案”。
即使在乱世，饵散服膏之风仍不见多少衰停，跃跃欲试者大有其人，朱温可算一个。他久病不愈，便秘严重，曾动了服散的念头，问御医段深：“我这病老是复发，汤药看来靠不住，左右不少人服散饵石，听说效果不错，干脆我也试试？”段深急忙把《太仓公传》的说法搬出来唬人：“中热不溲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饵毒药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旧五代史·段深传》）
北齐名臣王晞更极品。《北齐书·王晞传》说，北周攻克晋阳，王晞“与同志避周兵东北走。山路险迥，惧有土贼，而晞温酒服膏，曾不一废”。
真服五石散中毒致病，如何逼出体内热毒？请看史上最豪沷水节。
话说南朝齐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多剂，未见神效，倒患上怕冷症，盛夏也得捂几重衣服。名医除嗣伯诊过脉，说，阁下这病，是服散不得法，内热不散，必须等到严冬用冷水发散。冬天来了，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徐嗣伯于是实施“冰桶挑战”。他让房伯玉脱光衣服，派两个壮汉把他牢牢摁坐在大石上，冷水从头直淋下来，一口气淋了二十斛。唐朝之前，斛为民间对石的俗称，1斛=1石，1石10斗，按水的比重计约当斤。二十斛水就是斤！二吨多水淋完，房伯玉“口噤气绝”。这还只是初浇，家人大哭，请求停下来，徐医生让人拿棍子守定阁门，谁干扰揍谁。接着“冰桶第二合”，这次的水量是第一次的五倍，“尽水百斛”——十二吨！十二吨严冬冷水，正常人不知僵死多少回，可在房伯玉这儿，刚好把他服下去的五石散热毒逼出来。水淋完，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
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南史·张邵传附传》）
其实，徐医生早有师傅，“冰桶疗法”施治的对象，也不限于服散成患者或男姓，《魏书》卷二十九《方技传》记述的一个挂在华佗名下的病例，是“房伯玉水疗”的蓝本：
又有妇人长病经年，世谓寒热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当满百。始七八灌，会战欲死，灌者惧，欲止。佗令满数。将至八十灌，热气乃蒸出，嚣嚣高二三尺。满百灌，佗乃使然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
毒人团·独立旅
南朝冰桶挑战第一人房伯玉散发回阳。另一个以毒攻毒的例子，可就死得很难看。
唐朝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与桓彦范、敬晖、袁恕已、薛季昶等乘武则天衰病发动政变，助李家天子复辟。但因没杀武三思，不久遭报复，五人均被流放，武三思又派大理正周利用矫诏追杀。追上袁恕己后，周利用逼他服野葛汁自尽，但袁恕已“素服黄金”，就是长期服用丹药，体内积毒，是个大毒人，有抗毒性，竟“尽数升不死，不胜毒愤，掊地，爪甲殆尽，仍捶杀之”（《资治通鉴》卷二八○）。
隋朝末代皇帝被王世充逼饮毒酒，南朝齐尚书令徐孝嗣被东昏侯萧宝卷赐死，都出现类似情形，前者“饮药，不能绝，以帛缢杀之”（《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后者则“饮药酒至斗馀，乃卒”（《资治通鉴》卷一四二）。若非药效差，便是人更毒。据余锡嘉先生考证，从魏正始到唐天宝多年中，服石者可能多达数百万，因此丧生者或至数十万。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有《诸毒》一章，将毒分为几大类，“金石毒”赫然居首，而金石毒主要就是五石之毒，解毒物不下百来种，正对应了古代服石风气之盛、毒人之多。如此说来，在啖葛饮鸩、饵石服散盛行的古代，几可谓“毒人”遍地，体制内更是“毒人”密集区，因为有条件求长生御玉女的，非贵即富，主要群体肯定是皇室与庞大的贵族官僚集团，商人次之。
计算体制内“毒人”时，别忘还有一支数量不小的“独立旅”。
还到曹操那儿起话头。
曹操任汉相时，何夔曾在丞相府任职。曹操对掾属严厉粗暴，一有过错，往往杖责。何夔认为此乃奇耻大辱，入曹署事，总是毒药随身，哪天这种羞辱落到自己头上，可先仰药自尽。此举效果不错，曹操不想落个辱杀贤士的名声，对他手下留情。朝廷大吏尤其丞相三公本人或其掾属常备毒药的传统，自西汉中后期就已如此。一是贾谊关于大臣有罪不下狱的“盘水加剑”自杀提案渐成惯例与自觉，二是其时皇帝常因灾异策免三公，甚至直接赐死大臣，为自己禳祸。这两方面因素，导致西汉一朝，丞相三公自杀屡有发生，如李蔡、李广、赵周、田延年、盖宽饶、霍方进、萧望之等，均是。相应的，备制毒药也就成为何夔的西汉同行们一件份内工作，不过是替主司上官准备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太傅萧望之接到下狱对吏之诏，他本人还在犹豫要不要自杀，门生李云已放出狠话，端上药来；同样情形下，丞相王嘉的掾史，则哭着两次集体跪进药杯。
体制的边缘群体，有时也不免喝下气节之杯中满盛的毒药。
东汉初年，公孙述在四川称帝，急需征辟一批名士，以示天下归心，但蜀中名士多愿出山。他气急败坏，派使者一手持毒酒，一手备玺书，挨个上门迫聘，“若起，则受公侯之位；不起，赐之以药”（《后汉书·独行列传》），谯玄、李业都在此列。李业饮毒尽节，谯玄本拟受药，幸家富于财，献钱千万，这才在生命与气节中勉强求得两全。
何夔、李云们的毒药不管自喝还是为领导准备，目的都是为了保全气节。中国真是个多“节”之国，毒药不但捍卫男人的气节，也是节妇烈女主要行头。
唐太宗的正妻长孙皇后就经常毒药随身，有次唐太宗生病，她哭着表示，陛下如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服毒自杀，决不独活。房玄龄的老婆卢氏更刚烈，她为阻止唐太宗给老公娶小妾，把一坛子醋当毒酒干了。若让她与长孙氏对调，或者给这两女人换换心，说不定李世民活得比杨坚还要窝囊，十个武媚娘扑上来都不免“骨醉”收场。
不过，假如换心的是男人，卢夫人面临的人生难题，恐怕就不是让不让老公吃腥娶妾，而是自己如何拒绝顶包老公。
请听列子讲故事。
换夫记
嗳~呃~
唔~~嗳啊~
两条一丝不挂的汉子差不多同时发出梦呓一样的音节，身体抽搐着动起来。在这间弥满药香的静室中，他们已死一样躺了三天三夜。
负责守候的童子看看时辰将到，刚想跑出去叫师傅，门“咿哑”开了，一个丈人手提葫芦走进来：“人动没？这个辰刻该动了！”他俯身切了切两个汉子的脉，对童子说：“把醒心汤给公先生、赵先生温上。”
话音刚落，两人同时睁开眼睛，坐起来，发现彼此裸裎相对，满脸迷惑和尴尬。
“呃，这——”
“啊，哪？我——”
“醒回来就成”，葫芦丈人拍手大笑：“两位换过心，大睡三天三夜。来来，饮下这剂九转醒心汤，就可以回家啦。”
稍一迟疑，两人喝下药汤，片刻，记忆回来了。
像一面无形之镜横在中间，这两个汉子先盯着对方胸口，又摸摸自己胸口，几乎同时笑起来，愣怔、迷惑被记忆回来的恍然大悟和新奇欣喜驱散。他们迫不及待站起来，急急去取叠放在一旁的衣袍，穿上，作揖道谢，匆匆离去。
“先生，乱了，他们穿错衣服了！”等人走远，童子才回过神来，收起药碗，说。
……
托名为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中期的中国道家大宗师列御寇作著《列子》，记录不少多神奇有趣的故事，其中一个叫“扁鹊换心”，见《汤问》。上面这段文字，是我根据故事设计的分镜头。
故事说，鲁国人公扈、赵国人齐婴生了病，同时找神医扁鹊疹治，冶好了。
扁鹊却治上了瘾，说：“喂，还想再治吗你们？”
两家伙傻傻说：“先生，我们这不是病好了么？”
“你们就不懂了。两位之前的病，都只是外感邪气内侵脏腑，药石可愈。但你们还有与生固来的本病，这病与身体一起生长，非药石可及，一般人也治不了。我现在索性帮你们一起搞掂，何如？”
二人半惊半喜，说：“先生能给我们详细说说么？”
扁鹊指定公扈：“你，心志强旺，但气血微弱，因此足于谋略寡于决断，失去好多机会。”
扁鹊又对齐婴说：“你正好倒过来，心志软弱，而血稠气盛，虑事不深不周，喜专行独断，经常把事情弄糟。”
两人想想，都重重点头。
“把你俩的心对调一下，就完美了。”
于是，世界第一宗换心手术，在几千年前的中国传说中惊悚登场：“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
这种能让人迷死几天又醒转的药，用之于剖胸术，起到麻醉的作用。从医学角度理解，当是“麻沸散”前身；若归入毒药，堪称第一代蒙汗药。唐人传奇《无双传》中，无双就是服下崂山道人那能让人死而复活的药，才得以获救。
郎瑛《七修类稿》“蒙汗药”条半信半疑地作为一番考辨：
小说家尝言：蒙汗药人食之昏腾麻死，后复有药解活。予则以为妄也。昨读周草窗《癸辛杂志》云：回回国有药名押不卢者，土人采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至三日少以别药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储之，以备不虞。又《齐东野语》亦载：草乌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后亦活也。又《桂海虞衡志》载：曼陀罗花，盗采花为末，置入饮食中，即皆醉也。据是，则蒙汗药非妄。
蒙汗药的公案且交十字坡上母夜叉料理，回到换心术上来。这两个换过心的男人连人也跟着整个换了，公扈直接跑回齐婴家，睡了他妻子；婴齐则颠进公扈府，把公嫂当自己老婆。《列子》的撰者（一说为东晋张湛）真坏，特意指明这两位被错睡的主妇，都不认识睡她的男人，说明公扈与婴齐原来应该不相识，换心后却对各自回家上炕头的路驾轻就熟。至于两家主妇，大概老公出国求医多时不回，突然天上掉个汉子来劫色，劫就劫了，睡也睡了，不成想这个大摇大摆熟门熟路的采花贼从此不走，还说我是你老公！真老公回来怎么办？事情只好闹大。这换心的事，三皇五帝都没干过，说出来谁相信？大家一直闹到“换心黑手”扁鹊那里，才算勉强把来龙去脉说清楚。
话说回来，一碗毒酒下去，竟然换个彻底，别说是婴齐、公扈想不到，恐怕扁鹊也始料不及。按袁珂在《中国神话史》中的分类，这个故事属于“科学神话”，放在二士一世纪的今天，这仍不失了出色的科幻设计。
毒字怕怕，药字惊惊，想那剖胸易心之后让两人活回来所投神药，十有八九也是毒的。《鹖冠子·世贤》有言：“若扁鹊者，鑱血脉，投毒药，副肌肤。”
这么说来，难道扁鹊是个大毒人，或者说他专门投毒治病？别慌！先验明“毒”身。
原毒
在古汉语中，很长一段时间曾以毒称药，毒药连称。“毒”原义并非害，毒药也非特指有毒杀人之药。《说文解字》：“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按许慎的释义，厚与薄相对，本是中性词，但因这厚聚之势源于毒草滋生，就不免威慑、压抑。你目光很毒，这日头很毒，都毒得凌厉，时尚的说法，或曰负能量累积产生压迫感吧。不过许慎生年也晚，他的释义已略微“中毒”，反不及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溯源“解毒”，允称平正。段氏特别指出：“毒兼善恶之辞，犹祥兼吉凶，臭兼香臭也。易曰：圣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列子曰：亭之毒之，皆谓厚民也。毒与竺、笃同音通用……。”北周建德四年(），周武帝宇文邕将伐北齐，诏告天下，谓“朕以亭毒为心，遵养时晦，遂敦聘好，务息黎元”，是其时天下尚知亭毒之心为殷殷厚民之意。段氏的溯源可谓正本清源泉，顺带把许慎所中之毒解了。要之，毒的原义表示能量蓄积及相应的状态，是地道的中性词，不分正负善恶，与“害人”没有必然联系。正是在这个本初的意义上，圣人毒民，亭毒载物。
但“毒”与“药”天生亲缘，慢慢被药拉下水。
毒，篆书作，会意字，从屮，象草木初生；药，同样头顶两丛屮。“屮头哥”告诉大家，一草之下、毒、药同源。上古之药，初从草来，神农尝百草以寻药，也因此成为华夏民族第一个试毒师。这信息明确告诉子孙后代：药、毒一家。后世的宫廷试毒师是一条随时准备替主子中毒的狗，神农氏却是传说的三皇之一，最伟大的圣人。圣人与走狗的区别只在两个地方，一是服务对象，二是智商。神农舍身服务人民，由部族百姓而及于全人类，奴仆只对主子负责。神农明白，草无善恶，唯性所适，药之与毒，一体两用，所以他能出入百草，周旋于毒与药之间，因毒为药，以药制毒，传说其一日遇毒七十二，身后获得的尊号仍是“药王”而非“毒圣”。在三代以前的人们看来，毒首先是草的一种品赋、本能，毒草是有性格、有力量、有特殊功用的草，得运用之妙，可以毒入药，克毒成药，济世全人，所以《周礼·天官》直接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素问》之《异法方宜论》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脏气法时论》中更直接肯定“毒药攻邪”。所以扁鹊换心时给二位受术者所饮毒酒，自是起麻醉作用的药酒，乃“亭毒”之酒；所投神药，亦得神农之神。
以毒药代称医药，至少在汉武帝之世尚通行不以为怪。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汉文帝时名医淳于意奉诏自叙行医案例，其一例谓诊断曹山跗病已不治，建议停止治疗服药，谓“不当关灸鑱石及饮毒药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毒药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于行。”毒药无疑属于同义复指，即良药之义。但这种通用无碍的情形，到东汉晚期已发生变化。上举许慎(约58～约)释“毒”，开头虽明言其本义为厚，但源于“害人之草”，不祥。晚生许慎近八十年的郑玄（－），则完全被《周礼》“聚毒药以共医事”的表述吓到，他作注，第一句话是“毒药，药之辛苦者”。医官聚药，怎么可能专聚辛苦一类呢？大概自觉未妥，又加上一句：“药之物恒多毒。”比起段玉裁，这两位东汉大儒反有失古之嫌。很明显，苦辛是药的共性而非有毒之药的特性，像蔓陀罗这样的大毒草，反而散发怪异的香味。
那么，硬给毒药加上味道方面的特征，而且把辛摆在前头，郑夫子在世时，莫非亲见哪种辛辣的毒药，受过什么刺激，或者听过什么笑话？——郑玄20岁时，汉桓帝继位，东汉王朝进入桓、灵乱世，天下已很不太平。他死后20年，东汉就灭亡了。
还真有。那就是足以让人闭气而死的闭口花椒，早在汉代就是让人尝辣惊心的杀人毒药。
在前一章《椒杀》中，我们讲过“刁存含香”的笑话，汉桓帝因侍中刁存口臭，特赐鸡舌香，刁存一尝，舌头发辣，误以为是皇帝发闭口花椒的椒实让他自杀。郑玄正好也生活在东汉桓、灵之世，且曾因*锢之祸遭禁錮迫害，他断言药之毒者其味“辛苦”，说严重些，也是个刁存式的笑柄。
话说回来，虽然毒药在《周礼》、扁鹊直至西汉的名医那儿基本上是同义词，可通用，但医生兼掌毒酒、兼职毒人的“毒”，却就真是杀人之毒，这种意义上的“医毒一家”也很早就存在了。
二衍毒人史
西汉本始三年（前71年）正月，被称为“女中扁鹊”的妇科医生淳于衍毒杀了一个刚分娩的产妇。
这位产妇是当朝皇后许元君，她刚把大汉第十一位皇帝刘奭生下来。负责皇后产育和医疗保健的宫中女医淳于衍受权臣大司马霍光之妻霍显指使，用附子（即乌头，一种有毒植物）混合在太医大药丸中，把她毒死。
调查真相追究责任的工作由于大司马霍光的阻挠而中止。汉宣帝一定对自己的疏忽大意非常后悔，但他忍住悲痛与仇恨，装聋作哑，按霍显的意愿，娶其女霍成君并立为皇后。霍显的如意算盘是女儿上位后，生子为太子，下一任汉朝皇帝就是霍家外孙了。但汉宣帝绝非可以任人安排的傀儡，他的隐忍让步只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对形势通盘考虑后作出对策，二年后霍光去世，他便把许元君所生儿子立为太子。霍显差点气噎过去，据说因此“欧血三日”，又想旧伎重演，指使女儿伺机毒杀太子，但机会不会再有：“皇后数召太子赐食。阿保必先尝之。后挟毒药不得行。”（《前汉纪·前汉孝宣皇帝纪》）不久霍光集团就遭到全面清算。阿保即保母，是宫中负责哺育婴儿的女官，往往兼任乳母。给皇帝、皇后及皇子供膳进食，必须有人先尝，以确认无毒，早有制度。霍显要淳于衍进毒时，淳一开始就感到为难：“药杂治，当先尝，安可？”霍显说，这个就要靠你想办法了，大将军统管着天下，谁敢怎样？把球踢回去。估计其时制度还没那么严格，配药的太医或可同时负责尝药，容易做手脚。后来各朝多置专职试毒人员，如隋朝后宫女官设有尚食一职，“掌进膳先尝”（《北史·后妃传》），显然比保母兼职更专业、更严密。
说起来，姓衍的御医兼当宫廷杀手，早有“传统”。
春秋时，晋侯把卫成公抓到东周关起来，又“使医衍鸩卫侯”（《左传·僖公三十年》）。但医衍显然比淳于衍聪明，他同时接受卫侯随从的贿赂，把鸩酒稀释了，卫侯虽中毒而不至死。《史记·卫康叔世家》另有一个说法：“晋使人鸩卫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鸩，令薄，得不死。”同一件事的两个文本，说明“医衍”与“周主鸩”应该是同一个人，其人以东周皇室御医的身份，兼职官藏毒酒的管理使用甚至是监制。这或可说明东周之时药、毒一家，且已有专门职司，负责下毒鸩人。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文本都只直称“鸩”“鸩酒”，并未指鸩为“毒”。三国吴主孙皓欲杀右丞相万彧，借宴会以毒酒饮彧，“传酒人私减之”（《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从“传酒人”那儿，我们可以看到“周主鸩”的身影。
御医兼杀手的传统要求他们掌握合和毒药的技能，药、毒一家，于此事充分体现。《晋书·愍怀太子传》说，贾南风废太子后，怕他复辟，“乃使太医令程据合巴豆杏子丸”，用于毒杀太子，是一例。这巴豆杏子丸听起来比淳于衍的“以附子混入太医药丸”更专业。
杀从口入，御前大厨有时也难免淌浑水。北周晋公护专权，忌明帝宇文毓英果，指使膳部下大夫李安在糖槌中下毒。多年后周武帝宇文邕谋诛晋公护成功后，李安上了清算杀头的名单，不知就里的人还替李求情。
刘琦的信心
曹操服葛、女医投毒、尚食监膳、贿医薄鸠……这一系列的动作、事件和机制的设计，都围绕着一个毒字发生。
古人很早就懂得将毒药用于狩猎和战争。
《北史·匈奴列传》说，匈奴“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后汉书·东夷列传》：东夷善用毒箭，其矢“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西南地区山高林密，动植物资源丰富，毒虫猛兽取之不尽，侗獠俚子即苗、壮、瑶等民族的先民，也以善于用毒出名。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药箭，化外（主要指广西）诸蛮所用，弩虽小弱，而以毒药濡箭锋，中者立死，药以毒蛇草为之。”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南丹（今广西河池市南丹县）溪峒集多种毒蛇的毒汁涂箭簇，“苟中血缕必死”。
虫蛇诸毒与下蛊厌胜之类异术一搅和，听来更诡异。《岭外代答》还介绍说：广西有人能挑生杀人，其法为请客人吃下鱼肉后，作法让鱼在腹内复活作怪，致宿主死亡。另外广西有二种蛊毒，急杀人者顷刻死，慢杀人者半年死。造蛊杀人之家，妇人深夜裸体披发拜祭，作粥一盘，各种毒虫就会从屋上下来吃，遗粪成毒。怎么认定？“入其门，上下无纤埃者是也。”放在现在，谁家老婆半夜一丝不挂，白天卫生一尘不染，邻居可以举报你造蛊蓄毒。此外，古代两广、云贵一带瘴气毒人，长期被贬官视为催命畏途：“昭州（今广西乐平）与湖南、静江接境，士夫指以为大法场，言杀人之多也。……广东以新州为大法场，英州为小法场。”（《岭外代答·瘴地》）法场，行刑砍头之处也。整个州县瘴气笼罩，杀人于无形。想那当年谁被贬昭、新、英者，简直就像今天被弄到核泄漏中心区。
四夷种种毒，华夏岂吃素？《墨子·尚同》已经透过底：“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东汉有个将军耿弇，不仅有独家毒箭，还能借毒妆神。他与匈奴作战，先放话吓人：“我们汉家的箭都有神异，谁被射中，创口会作怪。”匈奴士兵一中箭，创口果然像水沸一样糜烂，这一下子军心大恐，恰好天又下起大雨，汉兵乘势进击，匈奴大败。
到了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明代，毒药更是冷热通吃，有效增加武器威慑力。正德六年（），王璟为山西巡抚，“制火枪万余，枪藏箭六，皆傅毒药，用以御寇，寇不敢西”（《明史·王璟传》）。说起来，历代历朝几乎都把毒药作为重要的武器资源纳入装备储积，战争时期尤然。南宋绍兴十年，著名抗金将领刘琦坚守顺昌，指挥部队以少胜多，击溃金兀术的进攻。刘琦刚入顺昌，评估城池能不能守，给他信心的除了存粮数万斛，还有“刘豫时所蓄毒药犹在，足以待敌”（《续资治通鉴》卷一二三）。这个例子很能说明毒药在战争中的作用。
人世间流传转关榼
淬刀涂箭以毒助杀，可算公开的毒战，而暗中投毒，也是战争中惯用的阴招。如前年夏天，晋国带着东方诸侯联军攻打秦国，“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左传·襄公十四年》）。胡宗宪在嘉兴与倭寇作战时，曾设计“中以毒酒，死数百人”（《明史·胡宗宪传》）。
以毒为战，一般做法是把毒药混在酒食或饮用水中，诱敌服食，这就需要讲究谋略技巧。晁盖带领众好汉在黄泥岗麻倒押生辰纲的官军，都要智多星吴用一番设计，白日鼠领衔主演，攻城野战中诱骗上百成千敌军集体服毒，哪是简单的事？战争史上不乏成功案例，也留下一些天真的笑柄。
明朝的大同总兵官郭登比胡宗宪更有心机。景泰元年（），也先数千骑犯边，郭登诱敌深入，击败也先前锋，他估计敌军大部队不久即卷土重来，让军士假扮成扫墓的老百姓，携带毒酒、羊豕、纸钱等上坟，望见前头黄埃大起，便佯装害怕，丢下物品四散逃命。也先骑兵不防有诈，以为半路捡了便宜，争先饮酒食羊，片刻毒发，死者甚众（《明史·郭登传》）。
过于“好客”的宋文帝刘义隆则糟蹋毒酒，留下笑柄。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仓促北伐失败，魏太武帝拓跋焘大举反攻，大兵压江，健康震动，宋文帝使人“赍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伤”（《资治通鉴》卷一二五）。村空而酒满，这么盛情招待敌人，傻瓜都不好意思享用。
大设歌舞宴席，酒中下毒，也是集体毒人常用招数。
安禄山为邀冒战功，曾多次诱骗奚、契丹部落的首领，大设宴会，“饮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动数千人，函其酋长之首以献，前后数四”（《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东汉章帝末年，烧当羌叛乱，杀护羌校尉傅育。张纡继任护羌校尉，击败烧当羌，而后假意受降，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斩迷吾等五人头，以祭育冢”（《后汉书·西羌传》）。
说酒局毒人，又要提到黄泥岗。这场瞒天野酒，要毒的是全副武装的押运士兵，领头的是在东京宰了泼皮牛二的好汉青面兽杨志，场子是露天的，菜肴是不配的，酒是一桶五贯钱足价买出去的，人是如数麻翻的，金珠宝贝生辰纲是照单全收的，计谋极妙，演技极高，成本很低，赚头山大。略为不足的是演员太多，费劲不少，不过要让十二分警惕而责任心又很强的押宝队长杨志着道儿，这酒桶之间倒腾换手的功夫，非团队配合默契到家不成。当日白胜挑上黄泥岗的两桶酒本来无毒，晁盖七人假扮的贩枣客人拿出两个瓢来喝光一桶，还钱时的双簧，便成了下毒节点与全戏高潮：
无一时，一桶酒都吃尽了。七个客人道：“正不曾问得你多少价钱？”那汉道：
“我一了不说价，五贯足钱一桶，十贯一担。”七个客人道：“五贯便依你五贯，只饶
我们一瓢吃。”那汉道：“饶不得，做定的价钱！“一个客人把钱还他，一个客人便去
揭开桶盖，兜了一瓢，拿上便吃。那汉去夺时，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里便走，那
汉赶将去。只见这边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将出来，手里拿一个瓢，便来桶里舀了一瓢落。
那汉看见，抢来劈手夺住，望桶里一倾，便盖了桶盖，将瓢望地下一丢，口里说道：“你
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头识脸的，也这般啰唣”！
“观察家”杨志眼看枣客们“众筹”了一桶酒没倒，另一桶酒也被抢吃半瓢，平安无事，这才确信酒中没毒，想不到麻药正是在这最后劈手一抢时“瓢”到桶中去的！不得不承认，军师是专业的。
比智多星吴用早生上上千的司马懿早已自导自演过类似小品，他在庆祝胜利的狂欢之时，借着一件暗藏机关的酒具和领导地位，轻易把立下汗马功劳的勇将毒落马下。《宋书·符瑞志》说：
先是，宣帝（司马懿）有宠将牛金，屡有功，宣帝作两口榼，一口盛毒酒，一口盛善酒，自饮善酒，毒酒与金，金饮之即毙。景帝（司马师）曰：“金名将，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马后有牛乎？”
这件愎黑之事，唐代正式编定的《晋书》不载，不过唐以前已号称有十八家晋史传世，《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一在讲酒器掌故时，收录了王隐所撰《晋书》一条材料：
宣帝既灭公孙渊还。作榼两口，二种酒，持着马上。先饮佳酒，塞口，而开毒酒与牛金，金饮而死。
这条被后来的官方标准版《晋书》所删的材料很棒，现场感、表演性、人物性格什么的一下子立起来。司马懿远征辽东，屠城而回，不忘借欢庆胜利的烟雾，假“欲饮琵琶马上催”豪情，用双口榼横煞起舞新声，暗算功臣勇将。可人谋不如天算，他毒杀牛大将，难防牛小史。《宋书·符瑞志》说，“马后有牛”的预言，应在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上，居说他乃母亲夏侯妃与琅邪国姓牛的小史私通所生。
西汉双鱼榼陕西蓝田华胥镇西汉大墓出土
回到司马懿的下毒神器——双口榼。
榼形酒器出现很早。见诸文献，如《左传·成公十六年》：“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见诸实物，9年陕西蓝田华胥镇支家沟西汉大墓出土过一件双鱼罐，分体为两件，清晰地刻划出鱼鳞和鱼尾纹饰，应即两口榼。这种造型的双鱼榼，唐以后多有出土，不过大多已连体单口，而保留双鱼合体之形。西汉大墓的墓主，经考古研究确认为汉鄂邑长公主，她是汉武帝刘彻之女、汉昭帝刘弗陵异母姐，对汉昭帝有抚养之恩。她有个面首叫丁外人，说不定这件两口榼就是她与丁外人饮酒秀恩爱的对对杯。史料与文物互证，可知双口分体榼早已有之，并非司马懿为毒杀悍将金牛特意设计出来的新品种。同饮一榼酒，各将双口尝，很能显示亲密信任。而度之以理，唯其寻常旧有，才不致牛将军警觉。
不过，这样一件或许用来秀恩爱表亲密而偶尔被利用来下毒杀人的器物，却从此笼罩着一重愎黑杀气与诡异阴翦，相关的故事在民间转世流传。
在唐人裴铏《传奇》中，此榼获得一个十足技术范的新名字：转关榼，再次现身江湖，成为清远峡山寺金锁潭龙王报仇的杀器。
西域僧人金刚仙居于清远峡山寺，能用梵音弹舌摇锡，囚拘鬼魅，束缚蚊螭。后来他想渡海返回天竺，念咒捉取潭底小龙，准备炼制药膏涂足，以能“渡海若履坦途”。老龙情急思计，转关榼再次出世：
……是夜，有白衣叟，持转关榼诣寺家人傅经曰：“知金刚仙好酒，此榼一边美酝，一边毒醪，其榼即晋惠帝曾用酖牛将军者也。今有黄金百两奉公，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无何取吾子，欲为膏，恨伊之深，痛贯骨髓，但无计而奈何。”傅经喜，受金与酒，得转关之法，诣金刚仙。仙持杯向口次，忽有数岁小儿跃出，就手覆之，日：“酒是龙所将来而毒师耳！”（《传奇·金刚仙》）
在这个唐朝传奇的版本中，头号枭雄司马懿被他的痴呆曾孙司马衷换下（明显是误记），而两口榼则升级为内含复杂机关的转关榼，转关之法，要由白衣老龙亲自传授，而且连法力无边的金刚僧也觉察不出。若非经他昔日一锡杖打死而得以转世为人的蜘蛛精化作小儿来掩榼阻鸩，十个金刚仙也挺尸成牛将军。下毒与防毒，还真是好戏连台的奇葩题材。
历史总有一些无意而偶然的呼应相映成趣。黄泥岗的酒，一桶解渴，二桶麻人；司马懿的两口榼，一口美酒，二口催命。南北宋之交，也出过一个两杯酒忠臣赵令峸。《宋史·忠义传》说，赵令峸守黄州时，流寇张遇率兵过城下，赵令峸自度兵力单薄无法守城，出城见张遇，张遇马上递酒请赵令峸喝，赵一饮而尽，说：“我知道这是杯毒酒，饮此必死，但愿勿杀黄州军民。”赵令峸的不怕死感动了张遇，张遇说：“真的毒酒在后面，这第一杯无毒，先试试赵公胆量。”说完取过第二杯望地一泼，坼裂有声。[3]张遇引军径去，黄州由此避过一劫。
嘉庆帝与毒鼠药
毒酒坼地，片痕半爪；毒佛陷魔，一个天坑。《大唐西域记》卷六说，斛饭王之子用“恶毒药置指爪中，欲因作礼以伤害佛”，结果“生身陷入地狱”，在伽蓝以东不远处砸出一深坑。此坑直通地狱，可与中国的鬼城酆都做兄弟。
清朝嘉庆年间广东一名“治安协管员”钟均求与斛饭王之子的手段，有得一比。
《大清实录（嘉庆朝）》卷二百十一所录嘉庆十四年（）五月一封上谕，内容是批复刑部对两广一批犯人缓减刑的奏折。嘉庆先强调自己对奏折“详加披阅”，别的同意，但钟均求毒人一案不能从轻，为什么？分析相当详细。我读后第一感觉，是在清朝当皇帝真辛苦，连沿海省份一个平头百姓往邻居耳道里吹一撮毒鼠药也要他躬亲推理，远程办案。为让大家感同身受，原文抄录于下：
……广东省拟准减单内绞犯钟均求一名，因杨秀英窃取该犯邻人邱裕昌黄豆，邱裕昌邀该犯同往搜出原赃，并嘱令该犯等将杨秀英送官。杨秀英撒赖，不肯行走，钟细丁（应为钟均求别名）拾石殴伤其右膝等处。杨秀英骂称将来寻事陷害，该犯气忿，起意将其两耳毒聋，不能再行偷窃。随将杨秀英按地用竹签戳伤其右耳窍，将毒鼠药末吹入溃烂殒命。核其秀英偷取邱裕昌黄豆，虽系犯窃，钟均求本非事主，已帮同邱裕昌搜出原赃欲行送官，辄因杨秀英骂称将来陷害，用竹签戳伤耳窍，吹入毒药，以致溃烂殒命，不特罪干擅杀，其居心尤为残忍。钟均求着不准援减。余依议。
这位敬业皇帝当日刚刚结束度假回宫，想必正在郁闷头上。用今天的话说，钟均求帮忙捉贼可叫治安协管，吹鼠药入耳窍原意是想把人弄聋，没想就毒死了，有误杀成分。若其时嘉庆心情大佳，完全可以同意减刑。
循着这道上谕，本节略为梳理一下毒药的管理、使用及与官府——刑律的关系。
如前所述，先民很早就懂得在狩猎与战争中利用毒药。随着社会由部落氏族向城邦国家发展，社会组织对毒药的控制与利用也在不断加强。对权力集团或历朝官方来说，毒药是特殊的资源，既要利用毒药来对内暗杀、赐死，对外充当武器军备，又要通过刑罚律例等手段，禁止私家、民间制毒投毒，尤其是用来杀人造反。因此，历朝官方多对毒药毒材从采集制造、进贡储存到使用进行控制和管理，且日趋严格。但因这种事见不得光，而且圣王德政对“怪、力、乱、神”历来忌讳，相关的官方或正史直接记载绝少，我们只能从一些事件或掌故中间接感受“毒况”“毒法”。姑举数例：
隋朝“毒况”，每多悲摧。
有个说法，隋炀帝想毒杀杨素，结果“传酒者”错传，毒翻太子杨昭。（《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引《杂记》）
隋炀帝坐困江都，有人策动禁卫军叛乱，造谣说隋炀帝准备北还，而禁卫军多是南人，怕他们不从，已经准备大量毒酒，“欲因享会，尽鸩杀之。”当时隋炀帝倒真是经常毒药随身，但那是给自己和宫人准备的。他早已算定末日将至，经常“以罂贮毒药自隨”，并对所幸诸姬说：如果贼人来了，你们要先喝下毒酒，我接着喝。真等乱军破门入宫，贵人宠姬们早已逃散，携带毒罐子的宫女也不知下落。他想保持最后一点尊严，死得舒服点，向来杀他的人索要毒酒，不允，只得上吊。（《资治通鉴》卷一八五）
唐朝也有些看点。
唐顺宗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随即頒行数项善政，包括“命焚容州所进毒药可以杀人者”（《册府元龟》卷四二）。这件事适足说明毒药原有专地进贡，专库储藏。
中唐之后，方镇割据，刺客与毒药都成为各方标配。裴铏笔下的聂隐娘能白日刺人于都市，然后用毒药将人头摩化为水。她与妙手空空儿
冰酒，如今是葡萄酒中美味的上品。元朝特制的极冰法酒，却是夺命神毒。
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记录元人用葡萄酿制剧毒“法酒”。他说，元人“每岁于冀宁等路造葡萄酒……其久藏者，中有一块，虽极寒，其余皆冰而此不冰，盖葡萄酒精液也，饮之则令人透腑而死。二三年宿葡萄酒，饮之有大毒，亦令人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无有也”[4]。按叶氏所说，葡萄毒酒该算元人的一项发明。法酒的生产酿造既有专地专管，其它毒药自应类似。
五代至宋，大是热闹。
分裂战乱与暴君虐政时期，毒酒阴招往往公设大行，五代即是。宋人陶穀《清异录》有一则《顷刻虫》，专记此事：“后周武帝置官于泸州，酿毒药为酒，年以供进。所用材品不一，名野叉酒。”鸩鸟因其极毒，而被唤做一拂鸟、顷刻虫[5]。这条材料明言官方置官酿毒，是少有的直接证据。五代十国每个割据政权几乎都设“五毒库”，其远绪可能直承唐代藩镇。
在这方面，南唐从立国之初就体现较为开明宽仁的气度，徐知诰（即南唐开国皇帝李昪）初代吴称帝时，有人“献毒酒方于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为！’”（《资治通鉴》卷二八一）。
南汉后主刘鋹则以“毒君”之腹，推大帝之怀，惹笑出丑。宋太祖平南汉，刘鋹投降。一日从幸讲武池，宋太祖赐刘鋹饮酒，他以为末日已到，当场泪崩。原来，刘鋹当国主时，“多置酖毒臣下”（《续资治通鉴》卷六）。
那么，大宋是否真能一扫五代余孽，完全废弃这笔前此南北大小方国的毒库遗产呢？请看《宋会要辑稿·刑法》一则废库销毒的御批：
七月五日，御笔：“取会到入内内侍省所辖苑东门药库，见置库在皇城内东北隅拱宸门东，所藏鸩鸟、蛇头、萌蔓藤、钩吻草、毒汗之类，名品尚多，皆属川广所贡。典掌官等三十余人，契勘元无支遣，显属虚设。盖自五季乱离，纪纲颓靡，多用此以剿不臣者，沿袭至于本朝。自艺祖以来，好生之德洽于人心，自干宪纲，莫不明寘五刑，诛殛市朝，何尝用此。自今可悉罢贡额，并行停贡，仍废库，放散官吏，比附安排。应毒药并盛贮器皿，并交付军器所，仰于新城门外旷阔迥野焚弃，灰烬于官地坎瘗，分明立堠标识，无使人畜近犯。疾速措置施行。
仅读圣旨，我们会认为它是宋初之物，大约不晚于第三代皇帝宋真宗，但事实上它是政和四年（）由宋徽宗颁下的，此时离北宋灭亡已不足二十年。不过也正因此，这段文字事实上交代了北宋统治近二百年间汴京毒库基本情况，即沿袭五代，但设而不用或很少使用。
北宋初年一条材料，亦可旁证宋初君臣已不主用毒，转以殳除为务。赵普之婿侯仁宝于宋太宗年间出为广西邕州知府，“州之右江生毒药树，宣化县人常采货之。仁宝以闻，诏尽伐去”（《宋史·侯益传》）。
南宋是否恢复毒库，不好说。岳飞被杀后，主战派特别是岳飞旧部日子很不好过，据说牛皋、邵隆都是被秦桧暗中指使亲信以设宴为由毒杀。秦桧当权时大设密探，大理寺几成私狱，毒物需求必随之大盛。
道光的砒石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民间，毒药也一直禁而不绝，生猛前行。
《墨子·尚同》说：“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草根百姓们就热热闹闹地毒来药往了。
民间用毒，种种奇葩，毒人亦自毒，杀鬼兼杀鱼。
《太平御览》引《南州异物志》所记，南方俚人（壮族先民）讨债不得，会派出亲属到债家门前，自食钩吻毒草而死，诬为债家所杀。债家会因此惭惧，立马还债并多给补偿，债主也就收钱埋尸，释冤消仇。另据《清稗类钞》所引，《续搜神记》《述异记》等多部小说笔记，都录有鬼偷粥食糜被人用冶葛毒倒的奇事。检视《宋会要辑稿》大臣上奏，曾提到“外路州军百姓有报仇怨，包藏祸心，多用砒霜毒药密以中人。伏望特降睿旨，尽收入官，不得私相买卖。”江南深僻溪涧则有人以毒药鱼，常至人误食而亡。
虽然历朝法律都将“合造毒药”列为重罪，但事实上直至清朝，毒药都不是什么难以弄到的东西。《清史稿·列女传》所记毒事不止一宗，如武昌女子朱九妹为洪秀全军士所掠，杨秀清欲纳为妾，洪借侍饮之机，“潜置毒酒食中进秀清，持之急，秀清察有异，磔死”。江苏武进有个无赖吉龙大，竟买来毒药，强迫老婆冯氏毒杀父亲，冯氏代饮绝命。另《清史稿·孝义传》说，冯福基十四岁那年，父亲为贼所杀，他跟随贼人至黄梅，“市毒药置饭中，毙贼十七，亦吞药死”。一个被掠的小孩就能从市场上买到毒药，其滥可见。
两种特别的情形尤须一提。
一是公侯势家私蓄毒药杀人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由于当事人特殊身份及其所掌握资源、影响，这种情况在民间看来易与官方行为混淆，而对集权国家的中央政权来说，则往往与私刑、谋反联系在一起，尤属大忌。如汉昭帝本始四年，广川王刘去坐杀其师及姬妾十馀人，支解尸体，“并毒药煮之，令糜尽”（《资治通鉴》卷24）。事发后，刘去废徙上庸，自杀。十六国时期，北凉为北魏所灭，北凉末代皇帝沮渠牧犍降魏。数年后有人告发沮渠牧犍父子“多畜毒药，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沮渠被灭族（《北史·僣伪附庸列传》）。
二是巫觋厌胜、鬼神祭祀等与制毒用毒常有扯不清的关系。比较突出的，一是所谓养蛊，其毒一般取诸虫蛇，上文已述及。另一种是源于头颅与人血崇拜的活人祭鬼，元朝《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始称之为“采生折割”，将确定为一项法律上的完整罪名，明、清两朝相承，都将其定为重罪。
在采生折割案件中，采生杀人者往往先用符水将人麻醉，这种符水其实也可视为毒药。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三所记一个完整案例，即是“用符命法水咒语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咒取活气，剖腹、掏割心肝各小块，晒干捣罗为末，收裹，及用五色彩帛同生魂头发相结，用纸作人形样，符水咒遣往人家作怪”。
鸦片战争发生后不久，民间曾经发生一次采生折割大恐慌，并由江浙沿海迅速向中国北方与中部蔓延扩散。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道光皇帝在一个月时间内连发三道上谕，大意谓民间传闻有不法匪徒“假扮僧道杂艺人等，并妇女背卖各项什物，于糕饼瓜果各食物中暗置毒药，残害男女幼孩，事类采生折割”。据称这伙匪徒“起于浙江，沿及江苏闽广等处，于路上抛置食物，并于果饼铺内售卖食物时暗中更换。小儿食之即毙，毙后潜取脑肾心肝，甚有隐用妖术，将瓦瓶摄人魂魄”。第一、二道上谕只发军机大臣，第三道并“寄谕两广总督耆英、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两江总督壁昌、湖广总督裕泰、闽浙总督刘韵珂、山东巡抚崇恩、江西巡抚吴文镕”，足见这种恐慌不仅无法止住，且已蔓延自江西至直隶数省范围（《大清实录（道光朝）》卷四三一）。只是此类传闻连皇帝也将信将疑看不懂，所以他在第三封上谕中特别强调若拿获人犯，要“讯明此术起自何人？意欲何为？”其实，现代社会类似“采生折割”的事仍未完全绝迹，恐慌偶尔还会像风一样吹起来，只是作案者的主要目的变成把小孩弄残废用来讨乞，极少数将人杀害的，可能与盗买器官有关。说不定那些犯罪分子采用的手法或迷药，就有来自采生折割时代的古老秘方呢。
厉禁毒药，历朝如是。
《通典》卷《刑法》规定：“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谓堪以杀人者。虽毒药可以疗病，买者将与毒人卖者不知情，不坐。)即卖买而未用者，流二千里。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馀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
合造毒药，历来与五逆十恶谋反、杀亲大罪同列逢赦不免之列。如后唐庄宗即位改元时大赦天下，“自四月二十五日昧爽以前，除十恶五逆、放火行劫、持杖杀人、官典犯赃、屠牛铸钱、合造毒药外，罪无轻重，咸赦除之”（《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合造毒药属重罪，在不赦之列。
历朝也不断针对具体“毒况”采取措施，或颁布新的律条。如北宋仁宗景祐四年（），曾“徙永州诸县民之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于县之僻处，不得复齿于乡”（《续资治通鉴》卷四）。北宋末年，又曾“诏福建路有以野葛毒人者，徙其家岭北编管，永不放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
另一方面，“冬春之交，罝罛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明史·职官志》）。像这样包含环保生态智慧的措施，自周朝开始已成为公识。
尽管如此，古代毒、药一源，毒多取自动植物，不像现在的化学药物和枪支弹药依赖于现代科技与工厂生产，官府想厉禁断绝，除非让地不覆载，天无四时，而这显然做不到。嘉庆皇帝批复钟均求鼠药毒耳案之后22年，刑部奏折上呈一件由湖广总督卢坤审办的“民妇聂刘氏与贺应方等通奸，商同谋毒本夫聂文祥身死”案，嘉庆的继任者道光皇帝的认真程度比乃父有过而无不及，他完全进入福尔摩斯状态，经详细研究还原，认为“案情未确”，并提出一系列疑问，对案犯于田头用砒霜杀人的问题，皇帝发问：“至田间耳目昭彰。何能从容下毒？砒块骤难融化。何能一搅即匀？”后“经刑部层层驳诘”，湖广重新提审查证原案人犯，得出当日投毒所用砒霜，实乃是田间杀灭桑树害虫所剩下的砒石[6]粉末，“不待临时始行融化”，道光皇帝这才放心（《大清实录（道光朝）》卷二一四）。毒药就是就手的农药，这毒如何禁得？所以，几千年毒事就这么官民各表，毒趣横生。
谨向两位非常认真的清朝皇帝致敬！
拍案惊毒：美丽的反差
凡心智健全之人，常具多种潜能异禀，换个时代和环境，说不定成为他自己也认不得的人物。比如嘉庆、道光父子，放在上世纪的英国可能成为神探；让他们从基层干起，或许变成《狄公案》中的名捕或头牌绍兴师爷。同样，我发现大凡古代的博物家，极具天赋动漫，生在今天，十有八九能整出中国版《猫与老鼠》。那时人与自然还隔着百重纸，千重烟，“十万个为什么”大都只能凭想像，靠猜测，天真是真个天真，好奇是真个好奇，恐怖是真个恐怖。除了诗人艺术家，博物家乃至巫医乐师，也是这无数疑惑天真精神气质集中迸发的一个口子。由此，我们每每能从《山海经》《博物记》《搜神记》《酉阳杂俎》乃至《本草纲目》之类图籍中读出异样的惊悚、奇妙与荒涎之美。
这不，下面这段文字就很动漫：
邕州溪峒深山有鸩鸟，形如鸦而差大，黑身红目，音如羯鼓，唯食毒蛇。鸩禹步遇蛇，其声邦邦然，蛇入石穴，鸩于穴外禹步，有顷石碎，吞之。凡山有鸩，草木悉枯，鸩集于石，其石必裂。或云鸩秋冬脱羽，人以银作爪勾取，致之银甁，否则手烂。欲加鸩于人，以一羽致酒卽死。
这段“邦邦”有声的奇文，出自南宋博物家、曾在广西当官的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九“异兽门”，其中最魔幻惊悚的是鸩鸟竟能像道士一样禹步碎石。然而，鸩是什么鸟，至今道不确，说不清。一为传说中的猛禽；一说鸩即食蛇鹰，也称大冠鹫，小型猛禽，在南方山区分布较广，因其食蛇，故被误认为体有剧毒；一说古代实有此鸟，但早已灭绝，大概都被酿到酒里去了罢。食蛇鹰眼红，身白，双翅尾羽俱黑，这些特征与周氏笔下这个宋朝广西的版本倒有几分相似。不过，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周氏本人无缘亲见如斯神物，一如他在同书所记诸事绝大多数来自史籍与听闻，属第二手材料。但比周氏早生千年的另一个大玩家理当看过，甚至玩过养过。《晋书·石崇传》说石崇任荆州刺史时，曾在南中“得鸩鸟雏，以与后军将军王恺。时制，鸩鸟不得过江，为司隶校尉傅祗所纠，诏原之，烧鸩于都街”。石崇想做人情，结果惹来弹劾，演变出这一公共事件，还附带让我们知道当时早有鸩鸟不过江这样一个禁毒制度，足证此鸟的存在。至于周去非氏，正因无缘亲见，反之让他笔下这个动漫剧本的核心意象与主要信息，积淀并传达了当时的认识水平和集体想象，经由他的唯美之笔写出来，时代气质十足。千年之下，科学昌明，我们脱出蒙昧的雾瘴，回头看古代种种关于毒物、毒药、毒效与解毒办法的记述，就可以滤掉无根恐怖，转以审美的眼光审毒观鸩，把玩其中的反差、悖论与吊譎，刨出一大把幽默快乐。
第一个反差：写毒物毒性，总是很厉害，基本都菁化钾水平，实际案例，好像不是那回事。如：
鸩鸟：“一羽致酒即死”（《岭外代答》），有“一拂鸟”“顷刻虫”（《清异录》）的别称。
孔雀：“胆能杀人，以胆一滴，沾于酒盏之臀而酌以饮人，亦死。”（《岭外代答》）
冶葛、巴豆：“一两入喉，虽周文兆蓍，孔丘占相，扁鹊操针，巫咸叩鼓，安能苏之？”（《太平御览》引《周易参同契》）
附子：“未入肠胃，已绝咽喉。”（《后汉书》卷四十八）即所谓见血封喉。
交州毒箭：中人即死，不马上掩埋，尸体会烂成一把骨头。（张华《博物志》）
…………
而实际案例，多不相符。
以鸩杀为例。
史料所载，“主鸩”传酒者私自减量可即不死，并非孤例，春秋晋成公、三国时东吴大臣万彧皆是，另一个与万彧同样被鸩的大臣留平则“觉之，服他药以解，得不死”（《三国志·吴三主传》注引《江表传》）。如果鸩酒真是一拂即死，则不存减量空间，更别说解药。至于解鸩酒之毒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或恐怖残忍，或匪夷所思。《新唐书·宦者传下》说，晚唐成都黄头军的主将郭琪因赏罚不公在酒席上与观军容使田令孜公开较劲，田怒，“密以酖注酒中，琪饮已，驰归，杀一婢，吮血得解”。明人笔记《都公谈纂》说，元太祖为试丘长春道术，赐之鸩酒，丘道长饮罢，“亟归，浸坎中，得生，顶发尽秃。”浸坎，听起来像湿式活埋。顶发尽秃，让人想到一生下来就局部秃顶的明孝宗。《明史·后妃传》说：“孝宗之生，顶寸许无发，或曰药所中也。”原来明宪宗朱见深一生在精神上受比他年长约二十岁的万贵妃控制，万曾产子不育，后凡宫人被幸怀孕，都被她强令饮药坠胎。孝宗命大，其母纪淑妃虽饮药而胎未坠，在太监张敏等人掩护下生下皇子。且不说上述两种解毒之法有没有道理，若当事人真被鸩，而前者尚能“驰归”，后者“亟归”，足以破一拂即死的神话。《晋书·秃发辱檀载记》谓秃发傉檀为乞伏炽磐所破，身为俘囚。“岁余，为炽磐所鸩。左右劝傉檀解药，傉檀曰：‘吾病岂宜疗邪！’遂死”。也说明鸩毒可解。
《左传》多鸩杀，若干案例也显示饮鸩酒至毒发而死之间会有一段时间。
庄公三十二年，鲁庄公病重。因继承人之争，庄公之弟季友让大夫鍼巫氏鸩杀叔牙，叔牙饮鸩后，“归及逵泉而卒”。
宣公三年，郑文公之子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鸩之，及叶而死”。叶即今河南平顶山市叶县，当时属楚之附国。公子士在何处被鸩没说，八成是在郢都（今湖北江陵县附近），自郢至叶，今天走高速公路尚近五百公里，当年不管马车牛车，至少要走上个五七天。公子士的例子，更说明鸩酒毒性一碰即死，一拂即亡，也非马上发作，
北魏彭城王元勰被赐死，武士迫饮毒酒，他磨蹭，武士不耐烦，“以刀环筑勰二下，勰大言称冤。武士又以刀筑勰，乃饮毒酒，武士就杀之。”（《北史·献文七王传》）饮了酒还要别人补刀，很可能是毒酒效果有限，或发作至死时间过长。当然，也有可能所用毒酒并非鸩酒，效果有限。
清人陈士铎托《辨证录·中毒门》谓“人有饮吞鸩酒，白眼朝天，身发寒颤，忽忽不知如大醉之状，心中明白但不能语言，至眼闭即死。”描写颇具体，或可作临床症侯参考版本。
再深究一层，毒酒之效，不仅受制于毒源及提取技术，还与酿酒技术相关。
春秋时，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欲陷害太子申生，假托献公之梦让申生到曲沃祭拜其母齐姜。申生祭母回来，照例应将献祭的酒肉献给晋献公，当时晋献公刚好出外打猎，骊姬把酒肉放在宫中。六天后，“公至，毒而献之”（《左传·僖公四年》）。杜预注，谓当时“毒酒经宿而败”，六日后还能毒死人，若非调包，就是那时晋献公早已昏头，顾不了起码的常识。杜预的质疑，正好反映当时酿酒工艺的局限。宋人朱肱作《酒经》，开篇说“仪狄作酒醪，杜康秫酒，岂以善酿得名？盖抑始于此耶”。意思就是说，最初的酒质量一定不敢恭维。《齐民要术》卷六专论制曲酿酒之法甚详，可惜此公太正经，不涉毒，不然或许会为后世留下几个毒酒酿造配方。
古人留下的文字，也会无意体现了这种夸张与落实之间有趣的反差。
还举周去非《岭外代答》中介绍药箭一节为例。这节文字与前举《鸩鸟》一样，活龙活现，场景感很强：
溪峒弩箭皆有药，唯南丹为最酷。南丹地产毒虺（蛇），其种不一，人乃合集酝酿以成药。以之傅矢，藏之竹筒，矢、镞皆重缩。是矢也，度必中而后发，苟中血缕，必死。唯其土人，自有解药。南丹之战也，人以甘蔗一节自随。忽尔中矢，卽瞰蔗，则毒气为之少缓。急归，系身于木株，而服解药。少焉毒作，身将奋掷，于木株系身，得不掷死。否则药作而自跃于虚空，陨地扑杀耳。
此文当作三段读。开头至“必死”，吓死人！毒发自跃，掷地摔死，惊死人！中间带蔗出战，中箭即啃一段，笑死人！或许毒性本没有那么厉害，甚至有可能是土人狡猾，假解毒为名休息啃蔗，接着溜号罢。若真能让人腾空自掷，这种药可拿来直接发射宇航员，或执行扑杀式死刑的药剂。
食屎：唐朝蜘蛛叫你回家喝酒
循此，我们脑补另一奇葩：古人解毒。
真中毒或者中真毒，解毒关乎姓命，除非本人脑子进水或为庸医所误，办法还是相对靠谱的。比如《岭表录异》说野葛中毒，“用羊血浆解之”，理由这种草人食而死，“山羊食其苗，则肥而大”。《抱朴子》说通天犀角有白理者能解百毒，理由是通天犀“食百草之毒及众木棘”。虽然这种异兽与鸩鸟一样今日已难辨真讹，但总算讲出一个相生相克的理由。《岭外代答·蛮刀》说广西峒人、蛮人宁以大刀赠人，小刀无论如何不离身。为什么？“忽遇药箭，急以刀去其肉，乃不死，以故不以与人。”听来办法直接、血腥，假不得，玩不来。
但若碰上假毒、轻毒、糊涂毒，祖宗屡试不爽的最囫囵有效、最就地取材、最低成本的办法就两个字：食屎！不过这办法也是有道理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中毒先催吐，催吐先恶心，恶心莫过食屎！也许与以屎入药同一思路，各种奇奇怪怪的污秽之物也经常成为解毒药，如“猪槽中水……蛊毒，服一盏”（《本草纲目》第五卷）。
真中毒，食屎也就食屎。假食屎，要出人命。
《三国演义》说，董卓的旧部李傕、郭汜就在长安城外反目开战，起因嘛，据说就是食屎。《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典略》所记，李、郭原来是同袍联军，李傕很哥们，三天两头请郭汜过营喝酒，郭汜老婆害怕李傕酒后送美女给老公侍寝，夺已之爱，有一次李傕送来酒食，她偷偷在里面投药，让狗试食暴亡，离间两人关系。“他日傕复请汜，大醉。汜疑傕药之，绞粪汁饮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联想到唐朝的成都黄头军将郭琪杀婢饮血解鸩毒一例，听来实在跷蹊，有可能是郭自己虚惊，甚至是郭琪老婆或那个宠妾争风吃醋设下的阴谋，目的是杀掉美婢。
不过，若把食屎一概归之为催吐，又似乎过于武断，把中国古代医药的门道看得太过简单。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中关于雄鸡屎的药用，所收录历代效方多达四十五条，如“诸菜毒发狂，吐下欲死，用鸡矢烧末，水服方寸匕”、“食金中毒已死，取鸡矢半升，水淋取汁一升，饮之，日三”、“缢死未绝，鸡矢白如大枣，酒半盏和，灌口鼻”，等等。第一条中毒者本来已狂吐，后二条听起来作用也不在催吐，尤其是这最后一条，采自传为葛洪所作《肘后方》，那可是直接启发屠呦呦找出青蒿低温提取法而获诺贝尔奖的经典呵！
食屎的反面，是美酒，只是这个难度高，要蜘蛛配合。
唐名相李绛在其著作《兵部手集》中说：“蜘蛛咬人遍身成疮者，饮好酒至醉，则虫于肉中似小米自出也。”——注意，必须是好酒呵！
到那个山上唱什么歌，哪儿中的毒喝那儿出的酒，大醉则是必须的。在刘郁《西域记》中，蛛蜘送来葡萄酒：“赤木儿城有虫如蛛，毒中人则烦渴，饮水立死，惟饮葡萄酒至醉吐则解。”（《本草纲目》第四十卷）
说到底，最厉害的解毒药还是计谋和智慧。我们又不得不佩服一下在社会底层混出来的明太祖朱元璋。他初投郭子兴，屡立奇功，郭子兴将马姓养女嫁给他，也算个充庄半子。郭子兴两个亲生儿子本领不济，对朱元璋自然非常忌恨。有一次请姐夫吃酒，想酒中下毒，朱元璋已先得报，在与二位郭公子一起去吃酒的路上，朱元璋妆了一回大神：
及期，太祖即与俱往，中途遽跃马起，仰天若有所见，因骂二子曰：“吾何负尔？适空中神人谓尔欲以酒毒我。”二子骇汗浃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明史记事本末》卷一）
如果两郭是有文化会耍宝的流氓，不妨嬉皮笑脸回答这位充庄姐夫——
说哪儿的话？唐朝蜘蛛叫姐夫回家吃酒食屎！
[1]嵇含《南方草木状》，广东科技出版社，9年，页22。
[2]明人谢肇淛《五杂组·物部》介绍红铅抽取的办法：“医家有取红铅之法，择十三四岁童女美丽端正者，一切病患残疾声雄发粗及实女无经者俱不用，谨护起居，候其天癸（旧指女子月经或肾精）将至，以罗帛盛之，或以金银为器，入磁盆内，澄如朱砂色，用乌梅水及井水、河水搅澄七度晒乾，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药为末，或用鸡子抱，或用火炼，名“红铅丸”，专治五劳七伤、虚惫羸弱诸症。
[3]《左传·鲁僖公四年》谓晋献公以毒酒“祭地，地坟”，描述的当是同一样情形。
[4]叶子奇《草木子》，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页52。
[5]陶穀《清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页56。
[6]砒石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砷，磨成粉即砒霜，农业上用作防治病虫害的杀虫剂，消毒剂和除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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