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志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随笔集《余志刚散文》《满纸烟岚》。文章散见于《人民文学》《花城》《随笔》等期刊，曾获“大红鹰文学奖”“《飞天》十年文学奖”。
两根辫子
一提中国人的辫子，我们的民族自尊就会十分地受伤。就像鲁迅说的“最初提醒了满汉界限的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才种定了的……”没有比辫子这玩意儿更能让中国的知识人感到惶恐、焦灼和如临大敌的了。
例外的“亲辫文人”也有，比如：孙之獬和辜鸿铭。
孙之獬这个人没什么知名度，在明朝天启年当过几年温吞水翰林，做起道德文章，大抵唾沫四溅，要说诗文风流，难免狗屁不通。硬说他有点“名气”，大抵是因为顺天乡试的一场作弊：作为教育部委派的首席考官，他居然眼睛一闭，取中了魏忠贤目不识丁的干儿子崔铎！魏党事败，崇祯没怎么客气，狠狠赏了一顿屁股，将他逐出京城去了。
这样一个没文名、没德行，被政府双规、在市井混迹的下三烂文人，若想咸鱼翻身兴风作浪，谅也成不了什么气候。未料清人入关，城头易帜，孙之獬是饿娃子撞见大奶子，叼住一个奶头是死也不肯松口的了。《清稗类钞》有《孙之獬改装》一则，称“睿亲王领兵入关时，之獬首先上表归诚，且言其家妇女俱已效满妆，并于朝见时薙发改装，归入满班”。孙某人巴结新朝，薙发蓄辫，在当时的老北京是传为笑谈的。后脑勺添了一根稻草辫，就做了新朝的礼部右侍郎，那真是黄鼬原来是鼠辈，曳尾夹屁变成“狼”，老百姓心里是非常排斥的。降清不到半年，孙侍郎日益感到了来自朝廷的排挤和蔑视，竟做下一桩遗臭万年的公案来。《清稗类钞》这样记载：
世祖初入关，殿陛之间，分满汉两班，久已相安无事矣。之獬剃发入朝，归满班，满以其汉人也，不许；复归汉班，汉又以为满饰也，亦不容。之獬羞愤，乃疏言：‘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奏上，世祖叹赏，乃下削发之令。
顺治的薙发令用了如下强硬的词句：“十日之内尽使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于是乎留发不留头，万民弃衣冠，汉人的排满情绪蜩螗沸羹、达到了顶峰。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可谓多矣，唐、辽、金、元，外族皇帝入主中夏就像过地槛走马灯，老百姓还不是浇地种菜、饲猪生娃，类似于“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还是时有乐子的。至于开幕谢幕、谁王谁寇，“中国的百姓是十分中立的”。他们最大的心愿也就是“有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鲁迅《坟·灯下漫笔》）。然而现下的形势，连这样“中立的百姓”也做不成了，就只好众起呼号、铤而走险。
清人在汉人的脑壳上种下辫子，也在他们心里深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持续十余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是以蓄发为号召的；章太炎的《讨满洲檄》，提出“兴我民俗，复我衣冠”；之后孙中山“驱除鞑虏”、万方响应，辫子结下的仇怨总算一了百了。
孙之獬一句话，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要说见危忘义、关键时刻掉链子，原本也是中国文人之特色。同时代的钱谦益白发红颜、才情倜傥，推为文儒之冠。你看他笔走龙蛇，一篇《降清文》写得是何等蕴藉风流：“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上了贼船还要捞个忠臣孝子的名头。钱某人剃头当顺民，走的“过场”也是别出心裁，清人《杂记》这样描述：“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入矣！”好一个头皮痒甚，走狗奴才照当，面子工程要做，这就是文人所以成为文人，令人追慕和景仰的地方了。
孙之獬之恶心人，是因为他脱去了钱牧斋式的衣衫：身体可以自虐，民众可以作践，末了，连老婆孩子也冤死刀下，做了“辫子政治”的陪葬。山东布衣谢迁奋杀了他全家七口，最后留下一句咒语：之獬之徒，今起断子绝孙矣！
然而孙之獬这样的奴才又何曾死绝，为了一根鬻恩沽誉的“辫子”，为了一次脚高脚低的“站队”，斗风色、耍机灵、下死手，官命所到、地方惊掠，老百姓吃瘪遭殃受牵连的事情能说少吗？
政治变成胡闹，孙之獬算是一例正版的反面教材。
然而因为年代久隔、尘事冲淡，提起中国人的辫子，挨板子遭打的却是两百多年以后，那位人称“文化怪物”的辜鸿铭。在可视的影像资料中，生活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辜鸿铭是一个戴瓜皮帽、穿方马褂、顶红缨辫的干瘦老头，一根拐杖猛扎在地上，鹰眼闪烁，整一个愤世叛俗、遗世独立的样子。
辜鸿铭挨过胡适的骂、鲁迅的骂、刘半农的骂，骂声如雷的新文化运动，他那根不合时宜的辫子成了引发纷争的导火索，被一再插上“封建余孽”“满清遗老”“张勋余党”的标签，可谓金印髹面、赶尽骂绝。有资料证明，辜鸿铭还真在张勋的外务部当过几天短命的官，“辫帅”失意，还送去一副对联，曰“荷尽已无擎天盖，菊残犹有傲霜枝”，那根辫子成了他们共有的“傲霜枝”，睥睨世情，目无余子，狂傲之态让当时的新青年“出离”了愤怒。后来去北大教书，辜鸿铭听到一个英国的文学教授在背后轻声说了一句“PigTail”（猪尾巴），就转过身来，挽起辫子狠狠地摔了过去，一边高声嚷嚷：“这是什么？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英国教授惊愕不已，低头唯唯而退。
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命题：中国辫子与中国精神。
按理说，这种表现与他洋博士的身份并不相符：辜鸿铭十三岁到西方留学，取得文、哲、理、工、神学等十三个博士学位，通晓英、法、德、意、日、俄、希腊以及拉丁文等八国语言，对于西方文化的研究堪称是“国内翘楚，亚洲第一”，当时陈西滢之流的新派人物遇见他，大抵也是要弯腰脱帽、鞠躬如仪的。他学成归来已经二十四岁，这才重新投入国学怀抱，考取进士后做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西席。他叼着雪茄吐出的是摩登的“英国诗”，武装头脑招人侧目的则是滑稽的“中国辫”，之间的心理跨度和精神梯度确乎耐人寻味。
难说辜鸿铭与清王朝有什么深厚的感情：慈禧做寿弄了点排场，他敢说“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恢复帝制，他斥之为“世风日下，贱种窃国”。他同样不抱洋鬼子的大腿，从事洋务多年，吃水不谓不深，却对西方的政治时有诟病。当严复和林纾拼命把外来文明引向中国的时候，辜老头子已经将《中庸》《论语》译介到了西方。他写的英文版《中国人的精神》大谈“儒学救西”，大骂欧洲文化的“蛮横粗野”，直把一战以后、精神空虚的德国人骂得“如痴如醉，痛哭流涕”（《中国人的精神·译者前言》）。
辜鸿铭就是这样的“牛气”！当年在北大的那些洋教授们，走廊上看到他慢悠悠地踱来，总是远远地靠边站着，恭迎致意；而辜氏到了跟前，见英国人就用英语骂“日不落”的不行，见法国人就用法语骂法兰西的不好，钢牙利齿加上甩来甩去的那根中国辫子，搞得他们进退失仪、如入刀丛。
“五四”时候，有人把辜鸿铭的“滑稽突梯”归总为不甘寂寞和“看起来很拽”，实乃皮相之谈。他的言论和行径固然失之偏执和激愤，但在当时“言必欧美，一切西化”的主旋律下，一群文化人一履洋土就忘记根本，一见洋人就矮了半截，恨不得踅回娘胎、换肤变种——一夜之间鼻子高起来、眼珠绿起来，也是十分“羞辱先人”的。辜鸿铭的辫子一挽，甩了个凌厉的响鞭：不！绝不！！
直到今天，这一道呼啸的鞭影仍在炸出余响！
什么是中国精神？什么是文化人的骨头？想必辜鸿铭生前是想作出回答的。
（原载年3月《作品》）
千年惆怅
震动江南的“严蕊案”，点了道学家朱熹的死穴。
那是南宋淳熙九年（），在家奉祠已久的朱熹突然得到“浙东提举”的任命，巡三府、过四州，奉旨赈济浙东地面的赤地饥荒。刚出嵊州地界，下面递上来一件“信访”文书，检举台州太守唐仲友与营妓媟狎，堂堂州府衙门荷尔蒙弥漫，差不多变成了“鸡窠”……朱熹即令歇鞍打尖，在通往明州的官道上生生勒住了马头。
就这样，一支赈灾小分队临时受命“捉奸”，带着几分莫名的兴奋与紧张，飞马转道南下。至台州行署，报知太守早一日已去各县巡灾，朱熹镇定神色，发签捕拿营妓行首严蕊。——这唐仲友也是一方守臣，要在他裤裆里搅屎，还得四两拨千斤，从女人的“脐下三寸”下力。于是“打”，打得你春如旧人空瘦，泪痕血印小衣透！“打”，打得你桃花落闲池涸，胴体破碎阴魂难托！一场血肉横飞的逼供信，搅得台州地面一夕数惊、神愁鬼哭。
朱熹的反常举动，缘于一段“朱唐勃豀”的坊间公案。
偏安江左的南宋小朝廷到了宋孝宗赵眘手里，就像是去势的黄胖男子，印堂发暗、腿脚疲软，躺倒在光线暗淡的宁式床榻上抽大烟、逗蟋蟀、撩小妾，荒嬉日久不知今夕何夕。聒噪朝堂的“主战”或是“主和”的声浪早已平息，弃尾自保的蜥蜴，躲在一株阔叶树的庇荫之下，鼓动着还算富态的肚皮，微闭复眼怡然养息。一日，赵眘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感慨“世无大儒，天下不治”，突然召来深居武夷山“格物”的朱熹，扫榻拭席垂询国是。朱熹为绍兴十八年赐同进士出身，在做了一任同安县九品主簿之后，一直请祠在家，也就是拿着朝廷配给的“低保”，等待组织部门擢用。三十多年过去，正当他深感“花儿也谢了海儿也哭了”，被世穷道孤的悲情笼罩时，倏忽间运交华盖、沐浴皇恩，脸上的颧大肌陡然阔了半尺，不禁头翘尾翘起来。
这段时间，身为当朝理学大咖、意见领袖的朱熹，足迹遍布闽浙湖湘，车驾所到，百官逢迎，犹如游龙过江、云雨间作，很是不可一世。乾道三年（），他在岳麓书院讲道，就有“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盛景；更别说彼时他深得宸心，又担着“帝师”的虚名，类似“百家讲坛”的讲堂一开，自是粉丝云集、万人景从，远道而来的儒生听他讲“太极”之理、王霸之学，张开的嘴巴流着哈喇子，就像魔怔了一般。要说当时的临安，以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羽翼已丰，主张“适用于时”，反对虚而蹈空，剑来枪往，形成了与朱熹学派分庭抗礼的对峙局面。其中，就有朝中的新派人物唐仲友。一日逢朱熹在夫子庙布道，说到“人欲不除，天理不存”，唐仲友接茬问了一句：“子曰‘食色性也’，人欲既除，人伦焉存；人伦寂灭，天地混沌。夫子深论奥义，欲置天理、天道于洪荒乎？”正襟危坐的朱熹，原本轻摇着一柄青缣小扇、神态十分安详，闻言轰然蹦离坐席，呵斥道：“心妄思，口妄议，身妄动！何来竖子，败吾事也！”全场哗然。这样的争论当然无法继续，随着坛主拂袖离去、人群一轰而散，“朱唐勃豀”的对白很快流入坊间，就像捧逗哏的经典桥段，经邻人学舌，被儿童模仿，传为一时笑谈。勃豀，浙东方言称“勃嘴”，多指不对付的邻家女子拍掌相骂，或由此引发的捶胸跺足、口吐白沫、倒地撒泼，情状各异洋相百出，虽说情势汹汹，却也时有乐子。何则？事不关己也。
至于当事人，当然另有“尿坛子煮开水”的难受滋味。朱熹“起底”严蕊案，用的是历朝党争惯使的隔山打牛、釜底抽薪之术，你正面防守严密，就专打下三路，再牛逼的武学高人也有要了老命的“命门”。淳熙年间，一觉醒来的赵眘倚重理学思维，把整饬纲纪、敦厉风俗提上了治国日程，“官员狎妓”是不赦之罪，妓女勾搭官员、“拉干部下水”的，按“浮浪律”也可判“杖八十”。宋徽宗时代众官员自由蓄养小三、打地道私通婊子的美好光阴，已经成为一张“藏书票”，偷偷掖进了色情小说的书皮——此情可待成追忆，无须隔空流口涎了。这也是朱熹拷逼严蕊的底气所在，老瞎子走夜路，靠的是手里的一根“探路竿”，迈墩过坎、脚深脚浅，全在手拿把掐之间。
但朱熹低估了严蕊。那位来自黄岩县的小娘，身材娇小、体态婀娜，说话婉转如莺，血管里却流着烈女的血，身上充满了“台州人的硬气”。几次过堂下来，十八般刑具用尽，单薄的衣衫被“抽丝剥蕉”，血赤糊拉的胴体笋肉一般呈现。还死扛着？猢狲不上树，再敲三通鼓！虎狼衙役应声而上，将一具软塌塌的女体像贴烙饼似的翻来翻去。朱熹的心脏先自吃不消，雇了一张滑竿，跑到附近的黄岩县躲清静去了。或许，刑堂呼啸的鞭子、尖厉的哭号，多少让他动了心底的“恻隐”；也或许，出于某种政治洁癖，他十分讨厌唐仲友留在台州府邸的起居气味。也罢，他正好利用这段闲暇，给朝廷拟制一份“等因奉此”的调查报告。
没有想到的是，台州人不只性格硬直，还有抱团护犊子的习惯。随着来府衙“听讯”的人群日日见多，坊间的“奇谈怪论”也像长了翅膀。——欺凌这么个弱女子，那是丧天害理啊！提审是假，白相严姑娘的身体是真，这老倌就是个变态呵！时而短促、有力、像镐头锄地，时而长声、软泛、像江头对歌的台州方言，夹带着牢骚、嘲讪和粗口，像一块块带棱带角的石头，飞进水火棍林立的刑堂，砸晕了主审官的脑壳。很快，做生意的婺州人、海宁人、温州人把发生在台州的“奇葩事”传遍了江南诸县，当然也传到了临安城——那位在养生殿被莺燕环绕，正在接受人体理疗的赵眘的耳朵里。
此前赵眘已接到朱熹递来的多个奏章，心想唐仲友素来官声不错，怎么会如此不检点、不自持、有负组织的培养？现下又多出一个版本完全不同的“耳报”，心里拿捏不住，就问身边的宰辅，答曰：“秀才争闲气耳！”赵眘无话，忧郁的眼神里飘过一片薄薄的阴翳。
“严蕊案”，就此成为朱熹的滑铁卢。
岳飞第三子岳霖在善后该官司时，翻阅卷宗，发现狱吏与严蕊有一段生动的对话：
狱吏：“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耳，何得受此辛苦耶？”
严蕊：“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岳霖抚卷终日，泫然落泪。（是不是想起了乃父所蒙受的不世奇冤？）交割文书时，为她脱去乐籍，“笑而释之”。行前，严蕊用夹坏了的手指，拈笔写下了一首《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诗里的“东君”是谁呢？一个落入风尘的女子，纵然才比易安，在这个没有人性、不讲天理、伪学横行、虎狼当道的年代，还不是飘蓬随风、花落沟渠，谁是她命运的主宰呢？抑或，因为苟活在这个法度废弛、道德崩坏、人命倒悬的年代，万民仰望的“东君”才会如此崇高、如此神圣、如此慈祥地活跃在人们的睡梦里——“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可是，他出现了吗？
“严蕊案”后，朱熹的伪道学跌成了“垃圾股”，偶有抬头即遭“做空”，至“庆元党禁”年间终于被彻底清仓、逐出市场。宋宁宗赵扩斥他为“道学之人”，列入“伪学逆党”名单，理学书籍尽遭禁毁。若干年后有个叫叶绍翁的诗人，写了一本《四朝闻见录》，杂记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四朝轶闻，其中提到朱熹生前的许多“不端之事”，诸如“虐待老母，不孝其亲”，“与尼同行，诱其为妾”，“开门收徒，厚索束脩”，把他“还原”成了不孝、不伦、不检的无赖泼皮。如此指名道姓的“诋毁”，即使是小说家言，实为历史上所罕见。朱熹落魄还乡，酒后游园时曾留下过一首题壁诗，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说自己致仕回家，看到侍妾脸上的一对梨涡，真切体会到做人的生趣；不禁后悔之前官瘾太大、权欲太盛、声调太高，感叹世人生而有欲，有几人不在这坎上栽跟头呢？——这才是有血有肉有温度，晓得痛痒、知道死活的朱熹！得意时摆噱头装逼，原本也是常人通病，但把自己包装得太光鲜、太完美，别人就不好做人了，就要借用“人肉”战术，翻腾出你“皮袍下面的‘小’来”了！
然而，大幕没有收拢，戏文还有续剧。
至明永乐年间，明成祖（篡位夺嫡、族诛方孝孺的朱棣）亲自作序，将朱熹的《四书集注》列为国学；康熙朝，清帝玄烨（出于以汉制汉的设计）又命人修编《朱子全书》，诏令颁行全国。先圣朱熹再度跃上神龛，迎来了万民宗奉的蜜月时光。一场全民疯狂的“洗脑”盛宴，有人酕醄有人醒。清初思想家颜元写过一篇《朱子语类评》，一针见血地批评道：“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力气，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老先生眼睛近视，打出的板子少有准头——朱熹早就躺进了棺材，哪里还能知觉半点痛痒？鲁迅说中国历史写满了“吃人”两字，但要“吃人”，终须将人“麻翻”了才能实行。在施耐庵笔下的十字坡，孙二娘的方法是“先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让被吃的人在欲仙欲死、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就范，是要讲究点技术和方法的。有好事者，在明代梅元实的《药性会元》中找到了蒙汗药的配方，“有曼陀罗、川乌、草乌三味，烘焙后，经研磨合末乃成”。除了后发的毒性，三味药都有镇痛作用，曼陀罗能放松神经，川乌可增强心搏，草乌还有“益阳事”的功能，只是不能心急，“未可遽然也”。比起华老栓手里的人血馒头，它们的完美组合更具情趣暗示和愿景诱惑，兴奋、致幻，把玩风月宝鉴，堕入太虚幻境……这是什么况味？套用古文里的一句熟语，那真是“朝嗑药，夕死可矣”！
于是，街上出现了像范进一样的“骨灰级”疯子，像孔乙己一样的“人妖级”孱头，河清海晏，天下太平。
政治与儒学“明铺暗盖”，也是其来有自。一个需要“理论体系”来控制百姓，一个想搭上“政治云梯”以兼济天下，一张床上躺着俩情种，榫卯相合，款曲绵长，自是如胶似漆得不得了。孔丘辗转列国古道，从来没有停歇过“跑官”的脚步；朱熹体察圣意、“蹭蹬江南”，也着实下了“洪荒之力”。这种一成不变的，仰承圣露、迎合宸衷的“体式”，在儒林中种下了根深蒂固的“臣妾”心态——“妆成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从辅政到媚政，直至纵恶荒政，儒者的话语权在不断丢失，时不时还要忸怩作态、大撒其娇。
这是一段糟糕的“婚姻”。儒学附着于政体得到不断孵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自残自伤、自我阉割，在“霸王硬上弓”的皇家潜规则面前，时而退居屏后，时而应门迎客，逐渐从落落寡欢、嗫嚅失语发展到言不由衷、谎话连篇。要说“儒学预政”给官场留下了什么“非物质文化”，那便是阳奉阴违、皮里阳秋、口是心非，肚子里夹带“私货”，口头上莲花盛开。历史发展到今天，不是仍有那些个“大老虎”“小老虎”“隐形老虎”，在台上捏着个话筒说得地动山摇，在台下男盗女娼、狗屁倒灶吗！
这大概就是朱熹的悲哀了。
明代有一个孝廉，是朱熹的第N代后裔，看到叶绍翁的笔记小说，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落差，万般纠结之余，不惜变卖田产，遍觅江浙一带书肆，将能搜罗到的这部宋人著作悉数买下，然后付之一炬。结果呢，“圣人”的底牌被更多人翻看，他的脸谱也愈描愈黑。
这不是“焚书坑爹”吗？
（原载年5月《文学港》）
来源：象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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